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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鹰社Men-at-Arms（MAA）系列第546号：红军(1922-1941)从内战到‘’巴巴罗萨“-The Red Army 1922-41.From Civil War to 'Barbarossa'。原作者Philip Jowett, 绘图 Stephen Walsh。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A:1922年-1924年

A1:副排长，步兵，1922年

这名副排长穿内战末期开始出现的标准野战服/常服。图中这种1919年版布琼尼式帽子是土黄色灯芯绒布料制作的，上面佩戴第一版的珐琅质红星帽徽（参见图A1a），帽徽上展示锤子加耕犁主题图案。1919年版的红星帽徽直径为105毫米，1922年版的减到95毫米；帽徽是钉在星型布面上的，布面颜色为代表步兵的树莓红色。根据1922年规定，他穿的1919年版沙地黄色亚麻布野战套头衫上装饰了三对步兵兵种色红色的扣别饰面，它们被带纽扣的门襟成对隔开，其中一条位于立领领口，剩下两条位于前胸位置。左袖子上臂位置的菱形臂章是1920年4月开始准许使用的4种兵种臂章中的一种。直接缝在左袖子袖口之上的是1919年版的（指挥官）等级徽章：红星徽章是所有级别人员都会拥有的，两只三角形徽章则代表了副排长。他的锥形裤和野战套头衫一样都是亚麻布制成的，锥形裤的裤脚塞进了帝俄陆军制式的军靴里。人物在腰带上配备的装备很少，只有单一一个“1型”弹药包。他的武器是标准的俄国7.62毫米口径M1891式莫辛-纳甘步枪，通常这种步枪的枪口会携带刺刀插槽。

A2:机枪手，步兵，1923年

这名列兵或所谓的“红军战士”同样穿着夏季制服，他所操作的是安装在索科洛夫轮式机枪架上的7.62毫米口径M1910 式马可沁机枪——无论是一战之后还是整个二战期间，这种武器都被苏军广泛使用。与众不同的1922年夏季版布琼尼式帽子用浅黄色棉布或亚麻布制作，前部的帽舌和后部的遮阳帘通过侧面的窄帽檐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它们是由整张面料制成的。帽子正前方星型的树莓红色帽徽底衬带有黑色边缘，M1922式野战衬衫的翻领上的单色领章上也有这种镶边。作为一名列兵，他左前臂位置的1922年版“堡垒型”或“鸭足型”军衔徽章上只展示了一颗红星星徽。替代了老式高筒靴（sapogi）的是与毛料绑腿搭配的棕色短靴。

A3:骑兵指挥官，第3骑兵团，1924年

20世纪20年代，骑兵在红军中扮演着精锐部队的角色，他们穿的制服往往也是可以采用的制服中款式最帅的；这名1917年以前曾在帝俄陆军服役过的军官仍然保持着做士兵时的外貌特征。1924年之前，在一种新的带有统一色彩系统的大盖帽使用之前，大多数骑兵的帽子都采用红色帽顶和蓝色帽顶滚边以及配有红色滚边的蓝色帽墙。帽墙上的M1922式红星帽徽上增加了1923年版的新的锤子加镰刀图案。在他那件浅土黄色套头衫的前胸位置展示着带黑色滚边的骑兵蓝色扣别饰面。与之搭配的骑兵领章上还没有出现制式的指挥官徽章（代表排长的单个红色方块），那上面只展示了团的阿拉伯数字番号以及后面的军刀与马蹄铁交叉的徽章（代表骑兵）。上衣的左袖子上部展示蓝色的骑兵兵种色臂章，图案为巨大的马蹄铁之内与旭日图样对应的一颗红星和交叉的军刀；这一徽章之下是左前臂位置的骑兵蓝色“堡垒型”军衔徽章，它的滚边同样是黑色的。蓝色马裤内侧带有皮加衬，马裤裤脚塞进质量上乘的带马刺的马靴里。他的M1911式皮革腰带装备配有纵向背带，这是沙皇时期军官所喜欢的背带佩戴方式（布尔什维克指挥官们往往将背带交叉斜背在胸前）。腰带上支撑一只装在手枪套里的7.62毫米口径M1895式纳甘左轮手枪和一支哥萨克马刀。

B:1923年-1929年

B1:边防卫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边防部队，1923年

力量强大的边境保护部队中的这名列兵穿1922年推出的OGPU的早期版本制服。他的帽子是1919年版的毛料布琼尼帽，OGPU将它们染成了深蓝色。帽子上的1922年版红色珐琅质（或漆成红色）金属星徽钉在兵种色的星型布面底衬（图中的浅绿色代表边防部队）之上。OGPU的一些人员穿的大衣上展示着深灰色的翻领和上翻袖口。与带红色滚边的扣别饰面颜色相同的是菱形的领角饰面，它们都采用兵种色，而后者上面展示着团的数字编号“10”。在大衣左袖子上臂位置展示着边防卫队的绿色菱形徽章，它的下方则是军衔徽章——图中的只是简单的一颗代表列兵的红星。他的棕色皮腰带上支撑着1型双联装弹药包；20世纪20年代的物资短缺意味着许多士兵只配有一只这样的弹药包，这可以让更多的人使用上这种装备。另外士兵的步枪是标准的M1891式莫辛-纳甘步枪。

B2:下级指挥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内务部队，1927年

这名负责安全行动的OGPU下级军官的身份只能通过他的整体外观和武器装备的情况进行推测，因为他身上没有展示任何军衔徽章。他的大盖帽帽顶为深蓝色，帽墙为暗红色，帽顶滚边则是树莓红色，这种帽子是OGPU安全和内务部队所有级别人员都使用的，上面配通用的M1922式红星徽章，1927年以后的版本增加了黑色脖带。安全部队庞大的运输/护送部门的人员戴暗红色帽顶黑色帽墙树莓红色滚边的大盖帽。土黄色的佛伦齐式上衣在领子处用钩扣扣住；领章是暗红色的，边缘是树莓红色滚边，领章上的黄铜色西里尔字母代表了地区名称，之前的珐琅质阿拉伯数字是部队的番号。深蓝色马裤和黑色马靴则是整身制服的最后组成部分。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大量进口多种型号的外国手枪，7.63毫米口径的毛瑟C96型半自动手枪是其中的一种；而配有3.9英寸长枪管的M1921型“博洛”手枪则更受欢迎。OGPU的人员在战斗准备时强调10发装弹夹的备用数量，所以图中人物在腰带一周携带了总共12只弹药包。C96型手枪通常配备中空的两用木制枪托，它的窄的一端可以插到手枪握把后部，然后射击时枪托抵肩射击可以获得快速精准的射击效果。

B3:轻机枪手，步兵，满洲，1928年末-1929年初的冬季

1929年夏季战役（应指中东路事件，译者注）之前的这个冬天，这名“红军战士”正在混乱的蒙古-满洲边境服役。照片资料显示在远东地区的人员戴羊毛帽和冬季版套头衫。和图中所示的羊皮执勤大衣一样，它们可能是在当地购买的，也可能是从前帝俄时期的地区军队商店里采购的，手套以及毡子/皮革复合材料制成的靴子也是如此。这名士兵的武器是很不寻常——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原帝俄军队和后来的白军的各种老式外国轻机枪寻找备件是件很困难的事，因此，出现了图中这种由图拉的兵工厂设计和制造的7.62毫米口径马克沁-托卡列夫MT-26型轻机枪，它是马克沁M1910式重机枪的改进型，带有枪托和步枪的扳机机构，配备两脚架的风冷式枪管的套筒上带有成列的细条裂缝，供弹方式则是使用装100发装弹链的鼓弹。这种机枪只生产了2500挺，其中大部分后来用于出口；机枪重15.5公斤，作为携行单兵武器来说是很重的。

B4:排长，第4骑兵师第23骑兵团，1928年

这名30多岁的骑兵指挥官原来可能是名帝俄军官，在内战期间他曾作为“专业人员”为红军服务。1924年至1928年间，一套大盖帽上使用的用于识别各骑兵师以及各团序列的色彩系统开始采用。带黄色滚边的树莓红色帽顶代表了第4骑兵师，帽墙的蓝军代表了师里的第5个团（第23团）。注意大盖帽上还没开始使用黑色皮脖带。佛伦齐式上衣的土黄色深浅不一，图中人物的是偏褐色的。军官版的蓝色骑兵领章三面带有金色镶边，上面单一一颗红色方块徽章代表了相当于少尉的军衔。蓝色马裤和军官品质的马靴都是标准配备，后者带有螺丝固定的钢制马刺。配两条背带的腰带上固定着一只装在皮制手枪套里的M1895式纳甘左轮手枪和一支帝俄时期的陆军骑兵马刀。

C:平暴作战，中亚，20世纪20年代-30年代

C1:轻机枪手，步兵，费尔干纳峡谷，1927年

这名年轻且身材瘦弱的刘易斯机枪机枪手穿20世纪20末到30年代初红军专供中亚地区炎热天气使用的标准夏季制服。他的M1922式大盖帽配通用版红星帽徽。帽子和野战套头衫一样呈现色差各异的浅土黄色，而图中这件因为暴晒和频繁清洗已经褪色为灰白色。他仅有的野战装备是腰带和帆布背包，背包里装的是刘易斯轻机枪的备用弹鼓。刘易斯机枪是内战期间大量供应白军的几种外国机枪的其中一种（其他的还包括法国的M1915式CSRG‘绍莎’机枪和M1909式霍奇基斯机枪），这些机枪一直使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始生产自己型号的机枪。

C2:塔吉克辅兵，1927年

这名地方辅兵是红军在中亚长期征战期间，从原来巴什马奇的穆斯林叛乱游击队中招募来的。苏联人快速征募了任何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作战的各个民族的穆斯林，并组建了诸如乌兹别克骑兵旅之类的部队。这名塔吉克骑兵穿着平民服装和靴子，他的头巾上缝了一条红色条带作为野战识别标志，左袖子上则是穆斯林的臂章（参见图C2a）。弹药背囊里装的弹夹供他的帝俄时期的温彻斯特M1895式步枪使用，1915年至1917年间美国为沙俄军队生产了29万4千支这种步枪，它们的口径为7.62毫米，都带有用于重新装填的弹夹导轨。他的腰带上挂着一把哥萨克马刀（shashka），这应该是他的俄罗斯人指挥官送给他的。

C3:边防卫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边防部队，中亚，1930年

至少早在1919年，布尔什维克就开始组建“特种任务”部队，它们由可靠的志愿人员组成，并由指定的政治委员指挥，组建的目的是“与土匪作斗争”——所谓的“土匪”可能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反抗运动。1924年到1925年间，“特种任务”部队被解散，但他们的任务得到保留，由安全机构的部队代为执行。参与巴什马奇叛乱平叛的这名边防队员戴深蓝色的布琼尼帽，帽子上的红星徽章采用边防卫队绿色的带有金色镶边的星型布面衬垫。黑色皮革制服也是安全部队人员的典型服装之一，但图中士兵穿的是式样特殊的一件野战套头衫。作为列兵他的绿色领章上没有任何指挥级别人员佩戴的徽章；1929年至1931年，一些安全部门人员的指挥级别人员领章会以小的盾形章形式加以表现，但后来它们又恢复到原来“工农红军”时期的几何形版本。士兵的上衣前胸位置展示着一枚用途不明的金属质徽章，这种徽章在中亚战役中出现了好几种。他显然是部队中值得信任的一名成员，这一事实通过他使用的是进口数量有限的M1921式汤普森冲锋枪这一点上得到体现。

D:1932年-1938年

D1:红军战士，步兵，1932年

尽管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制服生产受到了中央监管，但制服存在的色差问题仍然存在，照片资料显示对任何规定的严格执行可能都要拖沓很长时间。这位“红军战士”，也就是列兵，穿戴典型的浅土黄色棉布或亚麻布制作的带两只口袋的野战套头衫与裤子，同时搭配绑腿、短靴和冬季版的深土黄色大盖帽。M1922式帽徽和未佩戴徽章的黑色滚边树莓红色领章是他身上佩戴的仅有徽章。他的腰带上支撑着一直使用到1937年的1型弹药包——那年一种新型号的弹药包开始采用。他配备轻便行军序列装备，肩上扛着一卷毛毯，毛毯卷的两头系在一起塞进他的铝制餐盒里；除此之外，他只斜背了一只装在帆布套里的铝制水壶。

D2:上尉，炮兵，1935年-1936年

这名军官戴着芬兰制造的头盔，和阿德里安式头盔顶端带一条盔脊的设计不同，这种头盔可以通过顶端的圆顶式通风口来进行识别。涂成红色的薄金属板制成的星徽固定在头盔正前方。1917年帝俄陆军开始采用的这种头盔本应早已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苏军中销声匿迹了，但照片证据却显示直到1939年9月，在波兰的苏联骑兵仍在使用它。套头衫上配两个（通常为带褶纹的外置兜）胸袋和两个斜开口的下摆处暗兜。金色滚边的黑色领章上的一条红色珐琅质条形章代表了军衔，除此之外领章上并没有佩戴兵种徽章。野战套头衫上也没有显示根据1935年12月的规定使用的领子和袖口兵种色滚边，但两袖子前臂位置都佩戴了1935年版新式军衔徽章——单一一条中等宽度的红色V字章。野战中经常违反规定使用的是军官版的棕色皮腰带，它配有带镂空的五角星图案的腰带扣。另外这名炮兵连的连长携带了一只军官用皮革地图包和一只双筒望远镜。

D3:摩托车手。装甲部队，1938年

尽管M1936式头盔已经装备部队，但这名摩托车急件派送员仍然戴着旧的阿德里安式头盔。为骑行提供保护的黑色皮革或防水帆布（绰号“恶魔的皮”）制成的连身长外套通过腿部的用一圈纽扣固定的开口打开。摩托化部队和摩托车部队被分散到各基层部队中，它们所使用的兵种色和它们所附属部队使用的兵种色相同。这名为某只装甲旅服务的一等兵佩戴装甲部队的红色滚边黑色领章，领章上展示摩托化部队的带飞翼的轮子图案的徽章，它下方的一颗三角形徽章则表示军衔。“工农红军”1935年开始采用PPD-34型冲锋枪，这是基于德国的MP28型冲锋枪设计的一种武器，使用7.62毫米口径手枪子弹，由25发装弧形弹匣供弹。最初的型号只生产了4000支并配发给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安全部队和边防部队等精锐部队，而这种武器显然摩托车手使用起来很方便。后来得到改进的PPD-34/38型和PPD-40型冲锋枪的产量则达到约9万支，直到最后它们被更高级的PPSh-41型冲锋枪所取代。

E:1936年-1940年

E1:轻机枪手，步兵，1940年

虽然深蓝色裤子被指定作为阅兵服来使用，但这名列兵还是在毒气警报训练中穿了它——可能这是一次在公共集会场合进行的训练？他的钢盔仍然是1930年版的阿德里安式；这类头盔中的一些前端会固定由涂成红色的薄金属板制成的星徽，但有些则只是用红线画出五角星的轮廓。标准制式的BN型防毒面具的过滤器放在左胯部的帆布包里。M1935式套头衫上佩戴三边带黑色滚边的步兵树莓红色领章，按规定在夏季使用的兵种徽章则是最近才出现的，步兵版的图案为靶子上叠加交叉的步枪。士兵的武器是7.62毫米口径的DP轻机枪，1928年红军开始接收这种武器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将其作为标准的班用自动武器来使用。另外他的帆布背包里装着2只47发装机枪弹盘。

E2:班长，T-27型坦克部队，莫斯科，1936年

这名级别等同于下士的军人戴M1933式衬垫防撞皮头盔，1941年时，它们会被更小号的版本所取代。大多数装甲车辆乘员穿黑色或蓝色的带暗门襟的棉质连身外套，外套左胸前和右胯部各有一只口袋，外套的裤腿可以垂在靴子外面或是掖在靴子里面。护目镜、棕色帆布手套以及车辆乘员自卫用的M1895式纳甘左轮手枪都是制式装备。领章的佩戴的方式与野战套头衫上的相同，颜色为装甲兵的黑色同时配红色滚边；领章上展示代表班长军衔的两颗三角形徽章以及位于更前端但已经过时的1922年版装甲部队兵种徽章（参见图E2a）。20世纪30年代中期，火力和装甲贫弱的T-27型轻型坦克仍然在苏联装甲部队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E3:连政治代表，步兵，1938年

一支部队的政治军官如果是营级以上的被称为政治委员，次一级别部队的被称作政治代表；图中这名低级别的政治军官在领章上佩戴与中尉相同的两只方块样式的军衔徽章，而领章的式样也与征募军人版的相同，但与前线军官在袖口上方佩戴V字章的方式不同，他在左袖口上方佩戴单一一只55毫米直径的红星徽章。除此之外，政治军官穿着与前线军官相同的基本制服，当然这名政治军官还（违反规定）在他的“飞行员帽”、衣领和袖口上展示了前线军官才会拥有的红色滚边。他穿着土黄色野战套头衫以及与之搭配的深蓝色常服马裤，套头衫左胸前佩戴的两枚奖章中，右边一枚是红星勋章，可以授予任何对国防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而另一枚是授予参加过1929年的中苏战争（应指中东路事件，译者注）的人员的。这名军官的M1935式常服腰带上支撑着一把装在手枪套里的7.62毫米口径托卡列夫TT-33型半自动手枪。

F:苏联远东地区，1938年-1939年

F1:中尉，反坦克炮兵，第32步兵师，哈桑湖，1938年7月

面对蒙古地区（原文如此）炎热的夏天，这位军官穿了一身夏季版野战制服。通用的M1938式巴拿马式太阳帽已经在这一地区有限采用，它们上面佩戴与夏季版布琼尼式帽一样的帽徽底衬——一张大号的黑色兵种色的星型布面。20世纪30年代末，一些特种专业人员使用的左臂臂章还是出现，这名军官在他的套头衫上佩戴兵种/军衔领章、位于袖口上方的军衔V字章以及炮兵兵种色的臂章，后者上面展示交叉的加农炮的图案（参见图F1a），这一图案在这时代表了反坦克部队。

F2:军长格奥尔吉·康斯坦宁诺维奇·朱可夫，哈拉哈河，1939年7月

朱可夫将军最初率领的驻扎在满蒙边境的第57特别兵团在1939年7月至8月得到了第1集团军部队的强力增援。苏联媒体在前线拍摄的照片中显示时年39岁的朱可夫穿的就是图中这身制服。他的大盖帽上带有树莓红色帽墙和代表步兵将官的猩红色滚边——袖子上也可以看到这种滚边。三面带金色滚边的步兵领章上佩戴三颗菱形军衔徽章，同样的，两只袖口上方的中等宽度的三条金色编纹V字章同样代表军衔。他胸前展示的三枚勋章分别是1936年获得的列宁勋章、1922年获得的红旗勋章和1938年红军20周年纪念奖章。另外在深蓝色马裤的侧裤线上装饰着红色滚边。

F3:班长，第82步兵团，哈拉哈河，1939年夏

这名等级相当于下士的班长所隶属的是一支缺乏训练的团，该团是从乌拉尔山区匆忙赶赴蒙古增援朱可夫军团的其中一支部队。在7、8月间的战斗中，这个团承受了极大压力，团长甚至被朱可夫参谋部的一名成员解除了职务，虽然这是无济于事的。这名“下士”戴着一顶M1936式钢盔，钢盔上扎着长长的草作为伪装。他的浅土黄色棉质套头衫上佩戴步兵领章，领章上的两枚红色三角形徽章代表了军衔。他携带基本的“火枪顺序装备”，这包括了支撑着一对1914年以前版本弹药包（供他的M1891式纳甘步枪使用）的皮腰带以及可以支撑M1930式德式背包（图中并未出现）的Y字形背带。

G: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1939年-1940年

G1:民兵，波罗的海国家，1940年

民兵部队或国民警察部队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工农民兵组织”，他们有可能与NKVD的安全部队和内务部队或是和红军一起执行安全保卫任务。这款民兵独有的制服是由蓝色“粗斜纹棉”面料制作的，它的野战衬衫相比裤子颜色要浅一些。大盖帽是蓝色的并带红色滚边（一些资料显示这种帽子的帽墙是浅蓝色的），帽子上佩戴通用的M1922式红星帽徽。套头衫上的浅蓝色领章带红色滚边，其中心配一枚正蓝色的珐琅质三角形徽章。民兵的军衔从基本的“第一类”开始按序列号逐级上升，所以从逻辑上讲，这是一名“第二类民兵”，约等于一等兵的军衔。另外，他的左袖子上佩戴一枚彩绘的锡制民兵盾形章。民兵通常只装备手枪，但在需要时也会配发到步枪；图中人物使用红军的腰带装备以及一战前的弹药包，后者是搭配他的M1891/30式莫辛-纳甘卡宾枪使用的。

G2:边防卫队，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边防部队，波兰，1939年

NKVD的边防部队是根据人员的忠诚和决心进行挑选的，他们被部署在敏感的边境地区；这支部队参加了1939年9月入侵波兰东部的行动。边防部队的大盖帽采用浅绿色帽顶和带亮红色滚边的黑色帽墙，这些颜色在夏季版套头衫的领章上重复出现。领章的后部展示一枚步兵徽章，图案为交叉的步枪叠加在靶心上，这与红军之后使用的版本图案类似，只是红军的版本去掉了步枪上固定的刺刀。在左胸口袋上方，他还佩戴了一枚珐琅质射术徽章，而他的装备只限于标准的棕色皮腰带和两只供他的卡宾枪使用的弹药包。

G3:上尉，装甲部队，波兰，1939年

一支装备BA系列6轮装甲车的装甲连的这名连长戴M1933式防撞头盔，身穿黑色皮革制M1929式短下摆夹克。这类服装拥有几种差别不大的版本，它们都受到各类装甲车辆乘员的青睐，大家都想得到这种不多见的服装。夹克领角上展示的黑色的大衣式菱形领章上缘带有军官版的金色滚边；新的黄铜制坦克徽章（参见图G3a，根据1936年3月的条令供所有装甲部队使用）佩戴在领章表面的上方，它的下方是代表军衔的一枚珐琅质红色短杠。和规定的浅“钢灰色”裤子不同，一些装甲兵军官得到了与上衣更为匹配的黑色皮革马裤；另有一些人（如图中人物）穿的则是黑色毛料裤。上尉的M1935式常服腰带上支撑着他的装托卡列夫TT-33型半自动手枪的手枪套，另外他还斜背着一只地图包。

H:“冬季战争”，1939年-1940年

H1:红军战士，第44步兵师，1940年

1939年时M1936式钢盔已经得到普遍装备，它们的正前方经常蜡贴上红星徽章的轮廓，不过本图中这一徽章被草草地用白色涂料覆盖掉了。发灰的土黄色加衬棉外套只适合一般低温条件下穿着，但面对1939年末到1940年初芬兰冬季零下40度的低温时却显得毫无作用；这名步兵肯定还发现这种服装并不能作为大衣的替代品来使用，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另外他也没有得到配套的加衬裤子或是压缩毡子制成的套靴。不过这名士兵至少装备了改进型的PPD-34/38型冲锋枪，它配有71发装弹鼓，可以在林地的近距离遭遇战中保持良好的打击火力。

H2:少校，工兵，1939年

这名少校正面对一名宣传摄影师手拿一面芬兰国旗进行摆拍，这面国旗是在12月初战争的最初几天中从一处被炮弹击毁的掩体中缴获的。军官的穿着相对较好，图中这名少校戴军官品质的深灰色冬季布琼尼帽，他的制服外面穿毛皮衬里的双排扣冬季大衣，另外配备套靴和军官用黑色手套。他的帽子上还展示着带蓝色（工兵的兵种色）滚边的黑色星徽底衬。

H3:滑雪侦察兵，1940年

到1940年2月铁木辛哥指挥进攻时，苏联已经学到了一些教训：为了对抗高机动的芬兰滑雪部队，一些苏联军队也接受了类似装备并进行了相应训练——注意这名滑雪侦察兵穿着鞋底带槽纹的山地/滑雪靴。他戴一顶卷起的灰褐色巴拉克拉瓦式羊毛套头帽；虽然红军装备了带罩帽的雪地迷彩长外套,但这名侦察兵穿的罩衫和套裤似乎是从一名芬兰伤员身上取下来的。外套里面他可能穿的是带加衬的棉衣和棉裤。他的主要武器是一支6.5毫米口径的费德洛夫M1916式半自动步枪，它配有前握把，使用25发装弧形弹匣。这种武器大约只生产了3200支，大部分是在1920年-1925年生产的。此时费德洛夫步枪被重新从仓库里拿出来，在“冬季战争”中再次装备部队，以作为SVT-40型半自动步枪完全装备前的权宜之计。另外这名战士手持着标准制式的RGD-33型手榴弹。

H4:志愿兵，“芬兰人民军”，1940年

成千上万的芬兰共产党人在1918年的内战战败后逃离祖国并在苏芬边境附近定居，而试图使1939年的入侵合法化的俄国人在这些人的流亡定居区内组建了所谓的“解放军”。照片和文字证据表明这些志愿兵得到了1939年9月缴获自波兰军队的M1936式土黄色大衣，而新的徽章也添加在上面——图中我们只看到简单的代表步兵的树莓红色菱形领章。这名士兵戴红军标准的M1940式灰色布面毛冬帽，人造毛护耳上翻系在帽子的顶端，当然帽子上缺少红军的红星帽徽。在他的大衣下面可能穿的是缴获的芬兰旧的M1927式棕色上衣，这种上衣采用暗门襟和深翻领设计，并且配有四个口袋。他的裤子和靴子都是来自于红军库存，而普通的M1891式莫辛-纳甘步枪以及棕皮腰带装备同样是苏军配发的。